周勋初│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
周勋初，南京大学教授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杜甫也不例外。但他号称“诗圣”，树大招风，人们对他的每一项活动细细考核，结果却发现了许多缺点，有的批评者更是苛刻地作出了“求全”之毁。我无意于替杜甫辩护，但总觉得批评古人也应当和批评今人一样，不能吹毛求疵。孟子主张“知人论世”，确是文学批评上的重要方法。评价杜甫的创作活动，也应当把他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
杜甫于天宝四载起，至天宝十三载止，旅居长安。这时他仕途蹇碍，生活上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因此急于求得旁人援引，取得一官半职，解决燃眉之急。这在唐代来说，本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因为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不论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首先就要求得入仕。而在当时来说，不论是应科举试，还是争取得到征辟的机会，都要有显贵名流出面推荐。因此，文人奔走于势要者之门，恳求荐举，也是当时的通习，不必苛求于一人。只是杜甫奔走的对象中有些人的情况比较复杂，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
按杜甫这一时期作有五言排律多首，奉赠一些达官贵人。所以采用五言排律，则是为了这种诗体最能符合写作上的要求。五排篇幅较大，讲求用事和声偶，铺陈排比，整饬庄重，容易烘托对方的身份，显示自己的功力。它既便于陈情述德，又便于顿挫反跌，抒写自己的衷肠。因此，唐代士人大都写作这种诗歌奉赠自己的恳求对象。
杜甫在长安时期所作的这类作品有：
《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
《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古诗）
《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
《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
《敬赠郑谏议十韵》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上韦左相二十韵》
上举八人，郑谏议情况不明，汝阳王琎、韦见素、崔国辅、于休烈四人似乎没有什么显著的劣迹，而其余的韦济、张垍、鲜于仲通、哥舒翰四人，论者以为不是大成问题，就是劣迹昭著。杜甫向这样的人求情，岂不是不择对象，那他自己的品格，不是应该重行研究了么？
这种责难，自宋代起即已有人提出，到了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一书时，更是作了系统的论证和严格的批判。这里不乏值得注意的新鲜论点，但就此还可进一步作些分析。韦济等四人的情况史书和各家诗文中有记载，可以据此进行一些考察，看看这些人在杜甫献诗之时究竟处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之中。下面分别一一叙述。
韦济是武后时辛相韦思谦的孙子，武后、中宗时宰相韦嗣立的儿子，武后时宰相韦承庆的侄子，新、旧《唐书》附《韦思谦传》。这是一个世称小逍遥房的显贵家庭，代奉儒术，所以杜甫在《赠韦左丞丈济》中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韦济还以文学著称，《旧唐书》本传上说他“早以词翰闻……制《先德诗》四章，述祖、父之行，辞致高雅。”所以杜甫《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说：“鼎食分门户，词场继国风。”这两首诗中的颂词，与史书上的记载没有什么出入。
杜甫为杜审言之孙。杜审言于武后时累官著作佐郎、修文馆直学士等职，和韦济上代同时在朝，所以杜甫献诗时尊称为“丈”，表示杜、韦两家乃世交。《奉寄河南书尹丈人》诗曰：“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也就点明了这层因缘。看来韦济首先顾念到这种关系，杜诗原注：“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这可不是杜甫首先攀龙附凤迎合上去的。三人一直有文字往还，浦起龙《读杜心解》释《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题曰：“前后俱在感其垂问上见意。中段自述近况，颂韦处只两三句耳。故题曰‘奉寄’，盖答体，非赠体也。”这种分析完全符合实际。双方情谊如此，那么杜甫在遭到困难时向韦济求援，又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
论者以为韦济历史上有一件丑恶的事，那就是他把道士张果荐给玄宗。《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二年二月，“方士张果自言有神仙术，诳人云尧时为侍中，于今数千岁；多往来恒山中，则天以来，屡征不至。恒州刺史韦济荐之，上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此事新、旧《唐书·张果传》系于开元二十一年，二者都说韦济“以状奉闻”。这在当时恐怕也很难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因为封建帝王大都喜欢神仙方术，玄宗更是热衷于此，作为地方长官的韦济，自当象他前任的那些地方长官一样，将管辖内的著名人物奏闻上去。韦济本人当然也有迷信思想，陈思《宝刻丛编》卷六引《诸道石刻录》：“唐白鹿泉神君祠碑，唐韦济撰，裴抗分书，开元二十四年三月立，在获鹿。”可见韦济在恒州刺史任上时确有宣扬神仙道化之事。只是我们纵观李唐一代，当时的文人，多半有这种作风，杜甫也有迷信仙术之事，而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自然要以李白为最了。他不但到处寻仙访道，躬受《道箓》，与玄宗身边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吴筠等人交往密切，而且还送夫人宗氏上庐山去和著名的权奸李林甫之女腾空子作伴，谋求白日飞升。比较起来，韦济等人的行动又有多少丑恶可言呢？
韦济做地方官时，还颇有美名，《新唐书》本传上说：“济文雅，颇能修饰政事，所至有治称。”荐举张果一事，因为风气如此，大家也就不以为怪，杜甫赠诗不提此事，高适于开元二十二年路过恒州，作有《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求其援引，乃干谒之作，诗中歌颂韦之政绩及历官，然亦不及张果事，可见高适对此同样不予重视。
张垍为张说之子，新、旧《唐书》附《张说传》。张垍以能文称，《唐会要》卷五七曰：“（玄宗）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敕旨。......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至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别建学士院，俾掌内制，于是太常少卿张垍、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他还是玄宗的女婿，《旧唐书》本传上说：垍尚宁亲公主，“玄宗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赏赐珍玩，不可胜数。”所以杜诗首曰：“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这样一位娇客，又是文墨中人，杜甫想要求得他的援助，也是很自然的事。李白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此人亦即张垍。诗中有云：“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这里李白自比寄食于孟尝君门下的冯驩，当然也是要求援助的意思。
杜甫的情况和李白相比还有不同。他和张垍的关系要深切得多。《赠翰林张四学士垍》曰：“倘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用的是嵇康和王戎、向秀交游的故事，所以杨伦《杜诗镜铨》曰：“张必与公有旧。”《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曰：“吹嘘人所羡，腾跃事仍睽。碧海真难涉，青云不可梯。顾深惭锻炼，材小辱提携。”朱鹤龄《杜诗辑注》曰：“垍必尝荐公而不达，故有‘吹嘘’、‘提携’等句。”后来杜甫的情况更为窘迫，所以希望张垍继续加以帮助。情况不过如此而已。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鲜于京兆，仲通也，张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于于頔、李实类此。杜、韩二公晚节所守，如孤松劲柏，学者不必师法其少作也。”这种贬抑杜诗“少作”的论调，虽然意在回护，实际上却是没有留意唐代士子的干谒之风，即贤者亦不免。王氏知人而不论世，也就不能把话说到点子上去。
鲜于向，字仲通，以字行。新、旧《唐书》无传，但在他弟弟《李叔明传》中略有介绍。颜真卿撰《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鲜于氏离堆记》等文，对他的历史作了详细的记录。
鲜于仲通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他一生行事中，最为后人诟病的，是与杨国忠的关系和征南诏失败二事。
鲜于氏原是起于北方的兄弟民族，鲜于兄弟的上代，因仕宦定居于阆州新政。这一家族虽已进入中原多年，但仍保持着原来的粗犷豪侠之风。颜真卿在鲜于仲通的神道碑中说：“匡赞生士简、士迪，并早孤，为叔父隆州刺史匡绍所育，因家于新政。士简、士迪皆魁岸英伟，以财雄巴蜀，招徕宾客，名动当时。郡中惮之，呼为‘北虏’。士简生令徵，公之父也。倜傥豪杰，多奇画，尝倾万金之产，周济天下士大夫。”到了鲜于仲通兄弟一代，情况有了改变，一方面仍然保持豪侠之风，一方面折节读书，以文士的姿态出现，所以颜文又曰：“公少好侠，以鹰犬射猎自娱，轻财尚气，果于然诺。年二十馀，尚未知书，太常切责之。县南有离堆山，斗入嘉陵江，形胜峻绝，公乃慷慨发愤，屏弃人事，凿石构室以居焉。励精为学，至以针钩其脸，使不得睡。读书好观大略，颇工文而不好为之。开元二十年，年近四十，举乡贡进士，高第。……方及知命，始擢一第。”而他勤奋向学的结果，后来还有著作传世，“凡著《坤枢》十卷，文集十卷，并为好事者所传。”《新唐书·艺文志》中就记录有《鲜于向集》十卷。
看来这人的作风有些象战国时的孟尝君，轻财好客，兼收并蓄，门下必然会招来一批鸡鸣狗盗之徒。可巧其中就有杨国忠其人。《新唐书·杨国忠传》曰：“嗜饮博，数丐贷于人，无行检，不为姻族齿。年三十从蜀军，以屯优当迁，节度使张宥恶其人，笞屈之，然卒以优为新都尉。罢去，益困，蜀大豪鲜于仲通颇资给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与宰相李林甫不平，闻杨氏新有宠，思有以结纳之为奥助，使仲通之长安，仲通辞，以国忠见，干貌颀峻，口辩给，兼琼喜，表为推官，使部春贡长安。”说明鲜于仲通起初周济杨国忠时，并无深意，后来也并不热衷于利用这层关系上京城去巴结杨氏。可见后来记在他历史上的这层社会关系，是由偶然性的机缘构成的。
杨国忠得势后，当然要报答他一番。《杨国忠传》上又说：“南诏质子阁罗凤亡去，帝欲讨之，国忠荐鲜于仲通为蜀郡长史，率兵六万讨之。战泸川，举军没，独仲通挺身免。时国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为匿其败，更叙战功，使白衣领职。”说明这些事件的发生，主谋者是杨国忠。他想表示感恩戴德，却给鲜于仲通的历史写上了不光彩的一页。
鲜于仲通的出任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持节充剑南节度副大使，颜真卿撰文的《神道碑》上说是出于郭虚已所荐，与上述说法不同，而新、旧《唐书》的记载则是一致的。但不管怎样，二人的关系总是不同寻常。《资治通鉴》天宝十二载春正月，“京兆尹鲜于仲通讽选人请为国忠刻颂，立于省门，制仲通撰其辞；上为改定数字，仲通以金填之。”司马光撰写这一段文字，乃承上文而来，同书天宝十一载十二月曰：“杨国忠欲收人望，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滞淹者翕然称之。国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颇得众誉。”这段文字，不因杨国忠乃元恶大憝而隐藏当时的历史真相，大约也是为后来的刻颂一事作出解释吧。前文乃后文伏笔，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鲜于仲通早年虽对杨国忠有恩，但他并没有利用这种关系去谋求个人的私利。看来他还保持着固有的豪强之气，不作龌龊小人之态，所以二人后来还是分道扬镳了。颜真卿《鲜于氏离堆记》上：说他“卓尔坚忮，毅然抗直。”这样的人，怎能为杨国忠所容？于是“入为司农少卿，遂作京兆尹。以忤杨国忠，贬邵阳郡司马。”《神道碑》上也说：“十一载，拜京兆尹。公威名素重，处理刚严。公初善执事者，后为所忌。十二载，遂贬邵阳郡司马。”于此也可看出，鲜于仲通决不是和杨国忠沆瀣一气的人物。此人于“宝应元年，追赠卫尉卿；广德元年，又赠太子少保。”假如他真是杨国忠一党，那么，与杨氏一门有着刻骨仇恨的代宗又为什么要累加追赠？
《新唐书·韩休传》言其长子“浩，万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资有隐入，为尹鲜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此人乃名相之子，族大势众，犯法之后，鲜于仲通也不稍加宽贷，可见他执法的严正。
正因他刚毅不阿，在京兆尹任上时治绩颇佳，也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其弟李叔明后来也担任京兆尹之职，《新唐书》本传上说：“长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后尹熙熙，具瞻允斯。”时隔十年左右，长安人还在歌颂他的政绩，也可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检阅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没有见到什么丑诋鲜于仲通之处。相反，凡是叙及鲜于兄弟的文字，大都持赞颂的态度。颜真卿以高风亮节著称，可以相信，他不会肆意歪曲事实，替一个品格不端的人去涂脂抹粉。《神道碑铭》《离堆记》中再三颂扬，大约总是认为鲜于仲通与杨国忠的交往，没有在节操上带来什么玷污，这里不存在什么品质的问题。于邵《唐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公经武颂》、韩云卿《鲜于氏里门碑》等文都对鲜于兄弟备加赞颂，和颜真卿的看法是一致的，和《新唐书·李叔明传》上的记载也是吻合的。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七《唐京兆尹鲜于仲通碑》曰：“鲁公为此碑，称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载，是非褒贬，果不可信。虽鲁公犹尔，况他人乎！”这种意见也不见得中肯。因为《神道碑》上的记叙，或应对方家属所托，行文不无隐讳，但他还作有《离堆记》，文体与碑颂有别，为什么也持同一论调？况且颜真卿与杨国忠在政治上一直持对立的态度，《旧唐书·颜真卿传》曰：“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假如鲜于仲通真是依附杨国忠的死党，那颜真卿怎会予以如此高的评价？
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的颂词，可以和上面的介绍相印证。诗云：“骅骝开道路，雕鹗离风尘。侯伯知何算，文章实致身。......脱略磻溪钓，操持郢匠斤。”虽然假象过大，但用文学眼光来看，还应算是用典贴切，并不是阿谀奉承。至于说到落句“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二句，也要结合写作时间来考虑。注杜诗者大都以为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正是杨国忠在选人中收得一些虚誉之时。杜甫穷愁潦倒，在长期遭受李林甫的压制之后，这时眼前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于是想凭借鲜于仲通和杨国忠的关系，谋求入宦，这在当时来说，也没有越出文人遵从的道德规范，而在后人来看，也只能说是一时受到了蒙蔽。对于这事，恐怕也不宜责之过深的。
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论杜诗曰：“鲜于仲通，则杨国忠之党，并非儒臣，而赠诗云：‘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可见贫贱时自立之难也。”这差不多是过去的人共同持有的见解。赵氏史学名家，而考索不精，诚属憾事！对照以上的考证，可知此说全不合事实。
至于说到唐代与南诏交恶一事，那情况更是复杂了。好在唐代史书上记载得比较详细，南诏阁罗凤也及时树立《南诏德化碑》记载此事，两相对照，可以看清事实的真相。
对于历史上的这重公案，双方的记载，除了因立场观点的不同而词气有异外，基本事实却是出入不大的。就从《南诏德化碑》上的说法来看，挑起祸端的首恶，是章仇兼琼、李宓、张虔陀等人。鲜于仲通也有责任，当南诏一再向他说明情况，申诉冤屈，乞求和解之时，他却一味采取高压手段，坚持兴兵讨伐。南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兵反击，才把他打得大败而归。从南诏的眼光来看，鲜于仲通的表现是蛮横无理，而不是什么阴险奸诈，这与他豪强的性格是一致的。不管这事是否出于唐玄宗和杨国忠的指令，作为当事人的鲜于仲通，还是措置不当，给两处人民带来了灾难，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后果。
这种错误竟究是怎样犯下的呢？看来它与儒家尊王攘夷的正统思想有关。对于儒家的这种传统观念，也应结合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出具体分析的。每当正统王朝遭到外族侵略濒临危亡之时，一些有气节的士人总是在儒家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宁死不屈，百折不回，为兴复故国而奋斗，历史上出现过不知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事迹，这里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向心力。可以说，我们的国家绵延几千年而一直能够保持统一和独立，也与这种传统思想有关。但是尊王攘夷思想也有它另一方面的不良影响，那就是卑视边疆的少数民族，表现出一种天朝上国的傲慢态度。南诏地处边陲，国力不强，而且一直臣服于唐，这时却兴兵反抗，杀掉地方长官，攻掠土地。而且扬言要投奔吐蕃，这在唐王朝的地方人员说来，大约认为非得严惩一下不足以儆效尤，于是两国之间也就一再兵戎相见了。
鲜于仲通已是个汉化了的兄弟民族的后裔。他生长蜀地，又在剑南长期任职，这里正是兄弟民族杂居之区。鲜于仲通自从参予剑南军事起，攻打过云南蛮、羌、吐蕃等许多兄弟民族，颇施杀伐之威。这里当然也有许多不正义的行动，但颜真卿在为他作《神道碑》时却毫无批判之意，而是尽情褒扬，因为颜真卿也是儒家思想的信徒，他也是遵从“严夷夏之防”的原则而立论的。
天宝时期的文人对眼前发生的这起事件大都认识不清，这或许与不了解事实真相有关，但尊王攘夷的思想却也在兴风作浪，因此刮起了一阵兴兵讨伐的鼓噪。鲜于仲通丧师折兵后，杨国忠命令李宓以更大的规模出兵攻打，高适有《李云南征蛮诗》云：“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料死不料敌，顾恩宁顾终？”储光羲有《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诗曰：“昆明滨滇池，蠢尔敢逆常。天星耀鈇鑕，弔彼西南方。……邦人颂灵旗，侧听何洋洋。京观在七德，休哉我神皇。”可见当时的文人差不多都是带着同仇敌忾的心情看待这起事件的。储诗标题而称“同诸公”，可见一起赋诗的还有不少人。鲜于仲通蛮干一场，看来就是在这一种弥漫朝野的共通心理基础上发动的。
后来的史家总结历史经验时，都说“仲通褊急寡谋”（《旧唐书·南蛮·南诏蛮传上》），“卞忿少方略”（《新唐书·南蛮·南诏传上》），“仲通性褊急，失蛮夷心。”（《资治通鉴》天宝九载）这可不是在批评他不该镇压兄弟民族，而是责怪他缺乏手腕，没有把事情处理好。钱谦益《杜诗笺注》曰：“按公投赠诗与鲁公《神道碑》，叙次略同。鲁公《碑》记节度剑南，拔吐蕃摩弥城，而不载南诏之役；公诗美其文章义激，而不及其武略，古人不轻谀人若此。”看来颜、杜二人并不是为了不赞成征南诏之举而略去此事不谈的，大约只是为了鲜于仲通出师不利，全军覆没，故而为之藏拙。杜甫的态度，和当时其他文人也不可能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
但征南诏之举毕竟是唐王朝的创伤巨痛。过此不久，安史之乱即起，从此兵连祸结，人民也就辗转于沟壑。后人痛定思痛，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刘湾《云南曲》曰：“百蛮乱南方，群盗如猬起。骚然疲中原，征战从此始。”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曰：“翁言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从此以后，鲜于仲通的征云南之行也就不断为人诟病了。
哥舒翰是开元、天宝时期的著名战将，事迹详见新、旧《唐书》本传。其他散见于唐人集子中的记载也很多。
唐德宗时，诏拜哥舒翰长子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行营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兵万人讨李希烈。《新唐书》本传上说：“帝召见，问曰：‘ 卿治兵孰与父贤？’对日：‘先臣，安敢比……帝曰：‘尔父在开元时，朝廷无西忧；今朕得卿，亦不东虑。’”可知其时朝廷倚托之重。
唐玄宗时，中央王朝的边患主要在东北和西边。东北的少数民族，有契丹和奚等，他们力量都不强，对唐王朝并不构成什么威胁。唐王朝派重兵驻守，主要是起威慑的作用。特别是到安禄山出任幽州节度副大使后，更是使用诡诈手段，一面凶狠地肆行杀戮，一面施行恩惠，拉拢部落中的豪强，培植地方势力。西边的兄弟民族，有回纥、吐蕃等；其中吐蕃与中央王朝的征战，时间长，规模大，确是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哥舒翰能稳住西边的局面，对中央王朝来说，就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唐中央王朝与吐蕃的战争，谁是谁非，如何评价，确实是一言难尽。二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即使是在兵刃相见之时，也以甥舅相称，并不否定这种亲密的血缘关系。后人考察唐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纷争时，应该看到，各方之间的和好关系仍属基本的方面。现在大家更是合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统的国土上携手并进，过去的纠纷，只供历史学家去分析研究。我们在阅读唐史时，可以指出一点，那就是二者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唐王朝已进入发达的封建社会，即使是在边疆地区，也早已发展起高度繁荣的农业经济。《资治通鉴》天宝十二载曰：“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 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有人以为此说原出《开天传信记》，乃是小说家言，夸张过甚，不足置信，但当时这一地区已经得到开发，则是毋庸置疑的。吐蕃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要落后得多，当时正处在发达的奴隶社会阶段，因此富有掠夺性，常向陇右、河西一带发动进攻，掠取奴隶和粮食，给早已定居下来的农民以巨大的威胁。这时如有人能阻挡住这些来去飘忽的游牧民族的侵袭，当然会大得人心。早期的哥舒翰，就曾起过这样的作用。
《资治通鉴》天宝六载冬十月，哥舒翰已累功至陇右节度副使。“每岁积石军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翰先伏兵于其侧，虏至，断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复来。”《太平广记》卷四九五引《乾𦠆子》曰：“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蜀人歌之曰：‘ 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濠。’”《南部新书》卷庚录此，引诗略同，而《全唐诗》卷七八四引此，后二句作“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也是歌颂他保卫边疆有功的。
但哥舒翰在与吐蕃进行的一系列的战争中，也有一件经常为人诟病的事，那就是天宝八载六月，哥舒翰以六万三千人之众，攻拔吐蕃石堡城，结果死去士卒数万。而在天宝六载时，唐玄宗也曾让王忠嗣去攻打此城，王忠嗣认为“所得不如所亡”，宁愿自已得罪，不愿牺牲士卒，故不奉命而行；将军董延光自请将兵去攻打，唐玄宗让王忠嗣分兵支持，他也不出力。两相比较，王忠嗣的表现自然要好得多。史家于此大书特书，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能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象王忠嗣那样决断呢？提出高标准来要求人，从而责难他人达不到这种标准，恐怕也不能算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就在王忠嗣抗命不行之时，大家都为他担心，《资治通鉴》上说：“李光弼言于忠嗣曰：‘大夫以爱士卒之故， 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牣，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忠嗣曰：‘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忠嗣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将军，子诚爱我矣，然吾志决矣，子勿复言。光弼曰：‘向者恐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趋出。”这一番对话，写得有声有色，言为心声，司马光确实是动了感情的。但从中可见，象王忠嗣这样的作为，唐代名将李光弼也难以做到，所谓“大夫能行古人之事”，是说今人不可能行此事。后人要求哥舒翰也要有同样的表现，恐怕陈义过高。而且攻打石堡城一事，出于唐玄宗的指令，并非哥舒翰的主谋，后人议及此事，也不必过多地归罪于执行者而置决策者于一边而不顾。
当时的文人对于这一事件，恐怕也很难作出正确的估量。李白有《送白利从金吾董将军西征》一诗，首云：“西羌延国讨，白起佐军威。”这位金吾董将军，可能就是自请攻打石堡城的董延光，因为开元、天宝之时征讨吐蕃的将领，特别在“将军”之中，少有姓董的人。有人举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中“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之句，以为见解高于杜甫，但李白此诗不知作于何时，如果作于人们饱受战乱创伤之后，也就不足为奇的了。况且此诗是否李白所作还要进一步考订，萧士赟、朱谏、胡震亨等人都以为是五代人的伪作，因此根据这诗而立论，说服力也不够。
为救王忠嗣，哥舒翰还有出色的表现，《资治通鉴》上记载道：“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劝多赍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遂单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当死，翰始遇知于上，力陈忠嗣之冤，且请以己官爵赎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言与泪俱。上感寤。己亥，贬忠嗣汉阳太守。”此事曾经博得人们广泛的好评，《旧唐书》本传上说：“朝廷义而壮之。”
此人虽然以勇武著称，但也并非一介武夫。《旧唐书》本传上说：“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在他的幕府中，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士和武人。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曰：“军事留孙楚，行间识吕蒙。”钱谦益《杜诗笺注》曰：“翰奏严挺之之子武为节度判官，河东吕諲为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又萧昕亦为翰掌书记。”“翰为其部将论功，陇右十将皆加封，若王思礼为翰押衙，鲁炅为别将，郭英乂亦策名河陇间；又是年奏安邑曲环为别将，皆拔之行间也。”可见其门下之多士。
唐代文人参加军队谋取进身，也是一条正常的途径。哥舒翰声名喧赫，自己也喜读史书，且喜接引文士，那当然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就是从担任哥舒翰的掌书记起家而飞黄腾达的。他前后所作颂词甚多，对使主充满了知己之感。从现存的文献看，储光羲有《哥舒大夫颂德》诗，李白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诗，都有求其汲引之意，可见当时他在文人的心目中确是颇有地位的。
论者以为哥舒翰这时已经劣迹昭彰，李白识见高明，不会与之发生关系，于是重申前人之说，以为李白的述德陈情之诗乃他人伪作。按朱谏《李诗辨疑》卷上云：“述德则有之，无有陈情之辞，疑当有阙文也。”瞿兑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驳之曰：“不知投赠即是陈情，此疑所不必疑。”可谓片言中的。况且此诗早已见于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四，署名正作李白《赠哥舒翰》，也可证明这诗的著作权仍当属于李白。李白曾向哥舒翰陈情求援引。
如上所云，可证前期的哥舒翰还尚无恶称，因此杜甫向之陈情，没有什么值得非议之处。
当然，哥舒翰并不是什么完人，他治军武严酷，确实也有好战的一面，而当他立有军尉功之后，也就逐渐显露傲狠之状。《太平广记》卷二二四引《戎幕闲谈》曰：“（颜鲁公）迁监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哔无度者。命吏录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诉玄宗，玄宗坐鲁公轻侮功臣，贬蒲州司仓。”由此也可看到颜真卿的守正不阿。他在维护封建伦常方面是决不妥协的。
总结以上所言，可知杜甫投诗韦济、张垍、鲜于仲通、哥舒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是文人的通习，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加以指责的地方。《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确有“独耻事干谒”之句，但杜甫向这四人行卷，因为对方都有儒雅之处，或许在他看来，与一般的所谓 “干谒”有所不同吧。
后人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有所指责，或许还与张垍、哥舒翰的晚节不终有关。这两人后来都投降了安禄山，名节有亏，杜甫向这样的人唱过颂歌，岂不也是一大污点？但是这种事情也要具体分析。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们于此慨乎言之，也是为了舆论的难以凭信，人物变化的难以预测。杜甫宥于见闻，只是仰慕这些人的时誉，有所乞求，他可能与这些达官贵人有所接触，也有可能只是辗转地找到一些联系得上的关系，这样他又怎能逆料后来的发展？如果我们不顾历史条件而对杜甫提出过高的要求，这种评价人物的方法，不论施之于古人，或是施之于今人，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但是杜甫在遭受到种种求全之毁的同时，还曾遇到一些“不虞”之誉；其中之一，就是他曾赠诗苏涣，而苏涣曾被称作“造反”诗人，杜甫能够赏识“造反”诗人，岂不也是有眼力的表现。
我们不必对“造反”一词多加考辨。这里无非是说，苏涣曾经帮助岭南裨将哥舒晃杀掉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吕崇贲，率领少数民族一起起义。“造反” 只是“起义”的同义词。
这次事件，到底能不能称为起义？还是可以商榷的。
《新唐书·路嗣恭传》上说：“大历八年，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五岭大扰。诏嗣恭兼岭南节度使，封冀国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瑶、敬冕为才，擢任之。使瑶督大军当其冲，冕率轻兵由间道出不意，遂斩晃及支党万馀，筑尸为京观。俚洞魁宿为恶者，皆族夷之。”这里所提到的，实际上是两件事情，路嗣恭先是讨平了哥舒晃之乱，文字至“筑尸为京观”作一小结；后又续叙族夷“俚洞魁宿为恶者”，这是与前事不同的又一件事。这里并不是说这些“俚洞魁宿”是随哥舒晃一起起义的少数民族领袖。《资治通鉴》大历十年叙此，与新、旧《唐书·路嗣恭传》记载同，没有说哥舒晃的队伍中还有什么少数民族参加。权德舆作《伊慎神道碑》，同样没有提到哥舒晃的军队中有什么少数民族参加。
按哥舒晃乃哥舒翰次子，林宝《元和姓纂》卷五“哥舒翰、天宝右仆射平章事西平王东讨先锋兵马副元帅，生曜、晃、晔。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依《通志》于“晃”下补“皓”一名。据此可知，哥舒晃是突骑施哥舒部落之裔。很难设想，哥舒翰的儿子会成为率领少数民族和商人、工人、农民一起起义的领袖，这倒不是说哥舒晃出身于唐王朝的高级将领家庭，所以不能领导起义，而是史书上找不到哥舒晃改变身份的任何一点史料线索。而且突骑施是一个西北的少数民族，而所谓南蛮的“俚洞魁宿”，则是指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古时民族界线很严，试问：南方的少数民族怎么会拥戴一个西北少数民族的成员去作他们的领袖呢？按诸实际，哥舒晃的这次起兵恐怕很难说是一场起义。
苏涣其人，确实有一些不平常的作风；其诗，确实有一些不平常的内容。但若根据他参予哥舒晃岭南造反一事就荣膺“人民诗人”的称号，恐怕还是需要再斟酌的。
杜甫在大历四年作《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纪异》《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二首，对苏涣很有美词，本来也是件被人视为怪异的事。查慎行《初白庵诗评》曰：“子美于人，岂轻易许可？乃考涣之生平，曾煽动岭表，与哥舒晃作乱，殊不可解。”这里确实有此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但若说到杜甫晚年结识了一位率领少数民族起义的诗人，则只能说是一种不虞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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